近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就旅游系统推进“厕所革命”工作取得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。两年多来，“厕所革命”已见成效，“如厕难”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。

　　“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”，不但今天如此，早在古时候人们就对如厕的问题格外考究。

　　在古代行军打仗进程中，厕所这样看似“小事”的事项，甚至会影响战争的胜败。古人在这些细节工作中投入的努力，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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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古代军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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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保障饮水安全，古人绞尽脑汁

　　古代军队卫生最先需要解决的，就是及时为军队寻找一处安全且稳定的水源。尤其是在草原或者沙漠这一类艰难环境中，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饮水问题，将给整个军队带来可怕的灾难——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哈丁会战，以及明朝的土木堡之变，包括更为人熟知的三国时期马谡失街亭一战都是典例。

　　注：1187年的哈丁会战，是十字军耶路撒冷王国覆灭之战。是役，主动出击的十字军，事前缺乏对沿途水源必要的调查，穆斯林军队抓住时机，迫使十字军在哈丁高地扎营，失去水源供应的他们随即遭受毁灭性的惨败。

　　明正统十四年(1449)，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瓦剌，败退过程中，掌权宦官王振执意驻兵土木堡，这里地势高，无泉缺水，“掘井至二丈”无水，导致移营时兵士溃乱失序，瓦剌军队趁机击垮明军，导致精锐尽没、皇帝被俘的惨剧。

　　228年诸葛亮率蜀军北伐，命参军马谡据街亭，马谡违背诸葛亮节度，屯兵山上，“依阻南山，不下据城”，导致魏将张郃“绝其汲道”，失去水源的蜀军由此溃败。

　　因此，在行军过程中，军队须派出专门的人员负责寻找安全的水源。这项工作有着极高的技术含量。

　　哈丁战役十字军的惨败，可以说就是未能及时解决饮水问题的血淋林教训

　　1、当地现成水源

　　天然的河流和泉水，是古代军队最主流的水源供应方式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军队常常在靠近河岸或者泉眼处扎营。

　　不过这些水源的卫生并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。尤其在夏天，河流泉水附近往往会出现数量众多的蚊虫，它们也是大量疾病的携带者，同时还会干扰士兵们的休息。

　　如果说河流、泉水因其天然的流动性，姑且还算是安全的话，军队行军过程中依赖的另一种水源供应——当地现有的水井、水塘，更面临着敌人破坏与下毒的危险。因此，这类水源在使用之前必须慎之又慎，通过非常仔细的甄别之后，方可饮用。一代天骄霍去病早逝的原因，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就是在行军中饮用了被匈奴人刻意污染的水源而染病。

　　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——马踏匈奴

　　2、跨地取水

　　有时，当地水源不能满足全军饮水需求，这就需要从其他地方的水源跨地“调水”。

　　正是为了保证能稳定地获得水源，中国古代很早就发明了一整套的取水技术。其中最为著名的，是“渴乌”。

　　《通典》这样记载渴乌：这是一种隔山取水的工具，具体操作是将若干大竹筒去头去尾彼此相连，密封好之后推过山的另一边，放入水源中，点火加热竹筒，改变内部气压，就可以将水上引。

　　这一原理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虹吸管，中国古代军队就使用渴乌跨山连接水源与军营，实现跨地取水。

　　注：《通典》，唐杜佑撰，完备记述唐代的典章制度。《通典·兵十》载：“渴乌隔山取水，以大竹筩去节，雄雌相接，勿令漏洩，以麻漆封裹，推过山外，就水置筒，入水五尺。即於筩尾取松桦乾草，当筩放火，火气潜通水所，即应而上。”

　　虹吸，使用倒U形管(虹吸管)，将液体从开口高的一侧沿管路先上升再导向开口低的一侧。

　　渴乌

　　3、人工凿井

　　如果实在找不到现成的干净水源，那么最后的解决办法，便是在水源旁边挖一处临时的水井，这样水通过土壤的过滤，其中的病菌和异物就会大大降低。

　　因此，如果条件允许，中国古代军队在一处驻扎之后，首要工作便是开凿水井。相比于容易被污染的天然河流、可能会遭敌人下毒的地表水来说，新开的井水要安全得多，只要严加看守，便可以有效防止敌人的恶意破坏。

　　古代水井

　　不过，即使如此，军队的饮水供给，仍然是一个很需要小心的事情。毕竟在多变的战场环境中，并不是什么时候，都能有条件从容地打井扎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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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因为没厕所而打了败仗

　　解决了水源之后，还有如厕的问题。

　　正所谓“人有三急”，在军中，数万的士兵加上战马以及各种家畜，每天所能排出的“内存”自然相当惊人。

　　庞大数量的排泄物会造成土壤和水质的污染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问题——恶性疾病，其中令军队最为恐惧的，便是具有极高传染力的疟疾。

　　因为这些疾病而土崩瓦解的大军，古今中外都不少见。

　　同时，大量粪便的恶臭也会影响士兵的士气，并且暴露军队的行踪。

　　行军

　　因此，古人早就考虑了行军过程中建造厕所的问题，这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。也许是因为气味难闻，也许是觉得晦气，古人一般不会将厕所修在军营之中。这样就又会带来一个新问题，如何管理士兵如厕。

　　戚继光在《纪效新书》中，严格制定了关于厕所管理的细节：这些厕所基本都会修在下风口，士兵想上厕所的时候，必须要在门将那里留下腰牌作为物证。

　　这不仅是出于对军营厕所严格制度化管理的需要，同时也是尽可能地防止士兵利用上厕所的机会“开小差”，并且可以防止给间谍以可乘之机。

　　古代军营遗址

　　安排好了厕所，还只是解决如厕问题的第一步，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事项，那就是如何最终解决这些排泄物。

　　古代军队对于排泄物的处理，大多是以就地掩埋为主。但是，在欧洲中世纪的诺曼征服中，征服者威廉(威廉一世，1066年他率军渡海，征服英格兰，建立诺曼王朝)为了进一步杜绝大量排泄物可能带来的一切危害，不惜花费金钱，让车夫们将这些排泄物拉到远离军营数里之外的地方掩埋。

　　后来的奥斯曼帝国，由于军队数目庞大，奥斯曼人往往会将厕所分散修建，这样做，一方面是更加方便士兵的使用，另一方面也进一步降低这些排泄物对于地下水造成污染的风险。

　　但16、17世纪的欧洲雇佣兵们就缺少好的管理。他们可没有诺曼人和奥斯曼人的待遇，由于军营管理的混乱，雇佣兵们的军营常常是臭气熏天，瘟疫横生。

　　征服者威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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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防疫是个大问题!

　　　解决饮水与如厕问题，只是预防疫病的“必要非充分”条件，并不能彻底根绝瘟疫的威胁。

　　古代没有疫苗，加上军队在行进过程中，后方时常爆发瘟疫。这时由后方供应的后勤给养，将不再是前线将士的福利，而可能成为死神的问候了。

　　食物之类还可以就地征收，但发放军饷的钱财，往往只能是由后方运送。如何避免这些财物上携带病菌呢?

　　17世纪的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一世想到了一个好点子。

　　1654年，莫斯科国接受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臣服，决定与波兰—立陶宛联邦开战。军队刚刚开拔，莫斯科城内就爆发了瘟疫。此时战争已经箭在弦上，如果不从莫斯科城内运出财物，那么就无法按时发放军饷，届时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

　　为此，阿列克谢一世命令手下将所有来自莫斯科的钱币全部清洗之后，用丝绸和毛皮不断擦拭表面，之后才能向士兵发放。

　　实际上，这一举措是用摩擦产生的静电来杀菌。因此，从莫斯科出发的大军并没有受到瘟疫的侵害。

　　名画《死神的胜利》描述了人们对于瘟疫的恐惧

　　瘟疫并不是一样容易防治的东西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，加之当时城市卫生状况普遍较差，加剧了疫病的传播力度和范围。

　　诸如明朝末年，从浙江到直隶都爆发了瘟疫，很主要的原因是当时饥荒导致的逃难。

　　而军队的集结和移动，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人口流动过程，同时也是一个多种传染性疾病流动的过程。在医疗并不发达的古代，任何一种疾病大规模爆发，都可能给整支军队带来的致命的危害。

　　整个明末清初时期严重的瘟疫病情促成了瘟病学派的崛起，其代表人物便是《瘟疫论》的作者吴又可。这些知识在清代也被应用到了军队管理中，以此来降低瘟疫爆发对军队的危害。

　　明末名医吴又可

　　提到军队防疫工作，离不开军医的建设。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大规模战争的频繁发生，相应的军医制度开始形成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军队中便已经设有掌管医药的职务。《墨子·迎敌祠》中就将掌管医药的“医”与负责占卜的“巫”并列，为发动战争所必须的两种职业。

　　到了汉代，军医的记载就已经开始频繁出现在史料中，如将士受伤后及时获得救治的记录。

　　另外，从西北地区汉代驻军遗址考古发现的竹简来看，汉代的军医已经完全由军队控制，并且还有相应的药物储备。因此可以认为汉代是中国古代军医制度的成熟期。

　　关公刮骨疗伤，历史上，华佗的原型极有可能就是一位军医

　　隋唐时期，军医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隋唐时期的“检校病儿官”便是军医，并且这一职务属于军职，与当时的军曹相当。

　　到了唐中期，“检校病儿官”一职便从军营中消失，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此时不再重视军医。正相反，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影响极大的太医制度。

　　军医归属于太医管理的这一改变，对于军医们接触到当时更先进的医学知识有着极大的帮助，这一变革对军医制度的发展推动作用非常显著。

　　太医

　　到了宋代，除了一些常规学科之外，创伤尤其是箭伤治疗领域发展迅速，甚至使其演化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。宋代还完善了太医的选拔制度，包括军医在内，大量的医生都归太医局进行统一调遣和管理。

时至元代，军队中已经出现了地方性质的军医院;明清时期，军医制度进一步完善，并且还规范了军医的选拔制度，使得中国古代军医制度最终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