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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年前的“厕所革命”,让戚继光大破5万倭寇
时间 : 2018-03-26 06:28 浏览量 : 118

  近日,习近平总书记就旅游系统推进“厕所革命”工作取得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。两年多来,“厕所革命”已见成效,“如厕难”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。

  “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”,不但今天如此,早在古时候人们就对如厕的问题格外考究。

  在古代行军打仗进程中,厕所这样看似“小事”的事项,甚至会影响战争的胜败。古人在这些细节工作中投入的努力,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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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古代军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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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保障饮水安全,古人绞尽脑汁

  古代军队卫生最先需要解决的,就是及时为军队寻找一处安全且稳定的水源。尤其是在草原或者沙漠这一类艰难环境中,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饮水问题,将给整个军队带来可怕的灾难——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哈丁会战,以及明朝的土木堡之变,包括更为人熟知的三国时期马谡失街亭一战都是典例。

  注:1187年的哈丁会战,是十字军耶路撒冷王国覆灭之战。是役,主动出击的十字军,事前缺乏对沿途水源必要的调查,穆斯林军队抓住时机,迫使十字军在哈丁高地扎营,失去水源供应的他们随即遭受毁灭性的惨败。

  明正统十四年(1449),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瓦剌,败退过程中,掌权宦官王振执意驻兵土木堡,这里地势高,无泉缺水,“掘井至二丈”无水,导致移营时兵士溃乱失序,瓦剌军队趁机击垮明军,导致精锐尽没、皇帝被俘的惨剧。

  228年诸葛亮率蜀军北伐,命参军马谡据街亭,马谡违背诸葛亮节度,屯兵山上,“依阻南山,不下据城”,导致魏将张郃“绝其汲道”,失去水源的蜀军由此溃败。

  因此,在行军过程中,军队须派出专门的人员负责寻找安全的水源。这项工作有着极高的技术含量。

  哈丁战役十字军的惨败,可以说就是未能及时解决饮水问题的血淋林教训

  1、当地现成水源

  天然的河流和泉水,是古代军队最主流的水源供应方式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军队常常在靠近河岸或者泉眼处扎营。

  不过这些水源的卫生并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。尤其在夏天,河流泉水附近往往会出现数量众多的蚊虫,它们也是大量疾病的携带者,同时还会干扰士兵们的休息。

  如果说河流、泉水因其天然的流动性,姑且还算是安全的话,军队行军过程中依赖的另一种水源供应——当地现有的水井、水塘,更面临着敌人破坏与下毒的危险。因此,这类水源在使用之前必须慎之又慎,通过非常仔细的甄别之后,方可饮用。一代天骄霍去病早逝的原因,流传着一种说法,就是在行军中饮用了被匈奴人刻意污染的水源而染病。

  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——马踏匈奴

  2、跨地取水

  有时,当地水源不能满足全军饮水需求,这就需要从其他地方的水源跨地“调水”。

  正是为了保证能稳定地获得水源,中国古代很早就发明了一整套的取水技术。其中最为著名的,是“渴乌”。

  《通典》这样记载渴乌:这是一种隔山取水的工具,具体操作是将若干大竹筒去头去尾彼此相连,密封好之后推过山的另一边,放入水源中,点火加热竹筒,改变内部气压,就可以将水上引。

  这一原理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虹吸管,中国古代军队就使用渴乌跨山连接水源与军营,实现跨地取水。

  注:《通典》,唐杜佑撰,完备记述唐代的典章制度。《通典·兵十》载:“渴乌隔山取水,以大竹筩去节,雄雌相接,勿令漏洩,以麻漆封裹,推过山外,就水置筒,入水五尺。即於筩尾取松桦乾草,当筩放火,火气潜通水所,即应而上。”

  虹吸,使用倒U形管(虹吸管),将液体从开口高的一侧沿管路先上升再导向开口低的一侧。

  渴乌

  3、人工凿井

  如果实在找不到现成的干净水源,那么最后的解决办法,便是在水源旁边挖一处临时的水井,这样水通过土壤的过滤,其中的病菌和异物就会大大降低。

  因此,如果条件允许,中国古代军队在一处驻扎之后,首要工作便是开凿水井。相比于容易被污染的天然河流、可能会遭敌人下毒的地表水来说,新开的井水要安全得多,只要严加看守,便可以有效防止敌人的恶意破坏。

  古代水井

  不过,即使如此,军队的饮水供给,仍然是一个很需要小心的事情。毕竟在多变的战场环境中,并不是什么时候,都能有条件从容地打井扎营。

  2

  因为没厕所而打了败仗

  解决了水源之后,还有如厕的问题。

  正所谓“人有三急”,在军中,数万的士兵加上战马以及各种家畜,每天所能排出的“内存”自然相当惊人。

  庞大数量的排泄物会造成土壤和水质的污染,带来的一个巨大的问题——恶性疾病,其中令军队最为恐惧的,便是具有极高传染力的疟疾。

  因为这些疾病而土崩瓦解的大军,古今中外都不少见。

  同时,大量粪便的恶臭也会影响士兵的士气,并且暴露军队的行踪。

  行军

  因此,古人早就考虑了行军过程中建造厕所的问题,这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。也许是因为气味难闻,也许是觉得晦气,古人一般不会将厕所修在军营之中。这样就又会带来一个新问题,如何管理士兵如厕。

  戚继光在《纪效新书》中,严格制定了关于厕所管理的细节:这些厕所基本都会修在下风口,士兵想上厕所的时候,必须要在门将那里留下腰牌作为物证。

  这不仅是出于对军营厕所严格制度化管理的需要,同时也是尽可能地防止士兵利用上厕所的机会“开小差”,并且可以防止给间谍以可乘之机。

  古代军营遗址

  安排好了厕所,还只是解决如厕问题的第一步,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事项,那就是如何最终解决这些排泄物。

  古代军队对于排泄物的处理,大多是以就地掩埋为主。但是,在欧洲中世纪的诺曼征服中,征服者威廉(威廉一世,1066年他率军渡海,征服英格兰,建立诺曼王朝)为了进一步杜绝大量排泄物可能带来的一切危害,不惜花费金钱,让车夫们将这些排泄物拉到远离军营数里之外的地方掩埋。

  后来的奥斯曼帝国,由于军队数目庞大,奥斯曼人往往会将厕所分散修建,这样做,一方面是更加方便士兵的使用,另一方面也进一步降低这些排泄物对于地下水造成污染的风险。

  但16、17世纪的欧洲雇佣兵们就缺少好的管理。他们可没有诺曼人和奥斯曼人的待遇,由于军营管理的混乱,雇佣兵们的军营常常是臭气熏天,瘟疫横生。

  征服者威廉

  3

  防疫是个大问题!

   解决饮水与如厕问题,只是预防疫病的“必要非充分”条件,并不能彻底根绝瘟疫的威胁。

  古代没有疫苗,加上军队在行进过程中,后方时常爆发瘟疫。这时由后方供应的后勤给养,将不再是前线将士的福利,而可能成为死神的问候了。

  食物之类还可以就地征收,但发放军饷的钱财,往往只能是由后方运送。如何避免这些财物上携带病菌呢?

  17世纪的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一世想到了一个好点子。

  1654年,莫斯科国接受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臣服,决定与波兰—立陶宛联邦开战。军队刚刚开拔,莫斯科城内就爆发了瘟疫。此时战争已经箭在弦上,如果不从莫斯科城内运出财物,那么就无法按时发放军饷,届时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

  为此,阿列克谢一世命令手下将所有来自莫斯科的钱币全部清洗之后,用丝绸和毛皮不断擦拭表面,之后才能向士兵发放。

  实际上,这一举措是用摩擦产生的静电来杀菌。因此,从莫斯科出发的大军并没有受到瘟疫的侵害。

  名画《死神的胜利》描述了人们对于瘟疫的恐惧

  瘟疫并不是一样容易防治的东西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,加之当时城市卫生状况普遍较差,加剧了疫病的传播力度和范围。

  诸如明朝末年,从浙江到直隶都爆发了瘟疫,很主要的原因是当时饥荒导致的逃难。

  而军队的集结和移动,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人口流动过程,同时也是一个多种传染性疾病流动的过程。在医疗并不发达的古代,任何一种疾病大规模爆发,都可能给整支军队带来的致命的危害。

  整个明末清初时期严重的瘟疫病情促成了瘟病学派的崛起,其代表人物便是《瘟疫论》的作者吴又可。这些知识在清代也被应用到了军队管理中,以此来降低瘟疫爆发对军队的危害。

  明末名医吴又可

  提到军队防疫工作,离不开军医的建设。

  春秋战国时期,大规模战争的频繁发生,相应的军医制度开始形成。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军队中便已经设有掌管医药的职务。《墨子·迎敌祠》中就将掌管医药的“医”与负责占卜的“巫”并列,为发动战争所必须的两种职业。

  到了汉代,军医的记载就已经开始频繁出现在史料中,如将士受伤后及时获得救治的记录。

  另外,从西北地区汉代驻军遗址考古发现的竹简来看,汉代的军医已经完全由军队控制,并且还有相应的药物储备。因此可以认为汉代是中国古代军医制度的成熟期。

  关公刮骨疗伤,历史上,华佗的原型极有可能就是一位军医

  隋唐时期,军医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隋唐时期的“检校病儿官”便是军医,并且这一职务属于军职,与当时的军曹相当。

  到了唐中期,“检校病儿官”一职便从军营中消失,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此时不再重视军医。正相反,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影响极大的太医制度。

  军医归属于太医管理的这一改变,对于军医们接触到当时更先进的医学知识有着极大的帮助,这一变革对军医制度的发展推动作用非常显著。

  太医

  到了宋代,除了一些常规学科之外,创伤尤其是箭伤治疗领域发展迅速,甚至使其演化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。宋代还完善了太医的选拔制度,包括军医在内,大量的医生都归太医局进行统一调遣和管理。

时至元代,军队中已经出现了地方性质的军医院;明清时期,军医制度进一步完善,并且还规范了军医的选拔制度,使得中国古代军医制度最终完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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